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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走混合所有制道路是大势所趋

发布日期:2014-03-27      浏览次数:      字号:[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为国内外所瞩目。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拉开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大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集体与民资相互交叉持股,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按照行业分类管理国有企业,继续控股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有进有退推进国企改革。”
        3月22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经济峰会上,由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主持的 “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的分论坛上,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瑞士银瑞达公司董事长雅各布·瓦伦堡,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恒生银行主席钱果丰就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的关系、发展混合所有制面临哪些难点以及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等问题,阐释了各自的观点。
        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表示,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趋势、大环境下,处于充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就是走混合所有制。
        “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钢材作为基础原材料任重而道远。中国今天的钢铁行业走不下去,老百姓把这个行业当成过街老鼠,尤其是国际大都会和省会城市。在这种状况下,宝钢作为行业中最好的国有企业,也在思考未来何去何从。”徐乐江认为,今后,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钢铁业作为充分竞争的行业,混合所有制是唯一的方向。
        五粮液集团董事长唐桥认为,公加私模式有利于弥补双方的短板,又能够发挥各自所长。但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是单纯做加法,更重要的是,要相互间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要能够优势互补,使得资源整合发生“核”的碰撞和裂变,这样才能释放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无论是个体、私营、外资,甚至还有产业投资基金,都可以作为混合所有制的可选对象。”唐桥说,具体来讲,国企比较倾向于那些有市场、有技术、有上下游观念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样,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选择与国有企业合作,也会考虑国有企业资产质量是好是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企业的包袱是否沉重,市场资源能否得到整合等等。”
        徐乐江则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希望实现双赢,根本上还应建立透明、公正、法治的竞争环境,把公司治理结构夯实,这样一来,无论是谁的资本都可进可退。
        发展混合所有制面临诸多难点
        瑞士银瑞达公司董事长雅各布·瓦伦堡表示,国企改革是下一轮中国改革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改革。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认为,过去10年间,中国一直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在宏观层面上重新定义国企可以进入的行业领域,在微观层面上则提升效率和竞争力,“虽然这些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些问题正阻碍着中国国企进入下一阶段的改革。”
        “在垄断性的行业或是缺乏竞争性的行业里,国企有很重要的份额。同时,对其应承担的责任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垄断地位会使国企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国企也会更加依赖行政垄断,希望通过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来维持企业的发展和生存,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汉斯·保罗·博克纳说。
        唐桥则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难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持股比例问题。如果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国企一家独大,民企象征性地参股,就不能激活国企的经营机制。第二是不同企业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企业的文化实际上是企业的灵魂,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文化的碰撞是必然的,如果文化的融合不到位反而会产生分歧、矛盾、不协调等,甚至导致分道扬镳。第三是融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的差异。总体上,国企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低于民企,这使得原本在体量和实力上不占优势的民企在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时,更加处于弱势地位。
        “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为了让国企在改革中能够增加竞争力和活力,这才是关键所在。”徐乐江表示。
        而针对宝钢作为100%的国有企业,在下一步的实际改革当中,将会面临哪些难题?徐乐江表示,第一,资产体量大,宝钢500亿元总资产、300亿元净资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哪里着手?第二,从国际改革的实践看,改革的过程很漫长,难度很大,需要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比如,无效资产的处置问题,国有企业职工问题。第三,如何实现双赢。资本是逐利和发展的,需要建立透明、公正、法制的竞争环境,而且需要把公司治理结构夯实,不管谁的资本都可进可退。第四,国企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承担了很多历史包袱,如果处理不好,大量国企就会倒闭,大量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第五,估值难度问题。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如果突破不了,混合所有制发展取得成功将是一句空话。”徐乐江说。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新举措,包括鼓励混合所有制,进一步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并且更好地定义企业的职能。”汉斯·保罗·博克纳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第一,对国企要有一个清晰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国家所有制,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混合所有制,需要一个清晰的界定。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需要充分竞争的领域和垄断性的行业。在欧洲,对于一些战略性的行业不允许外资进行收购,不允许存在外资的企业股东,但是哪些行业属于战略性的行业需要有清晰的界定,而且必须是狭义的。第二,要集中国家资源做大、做强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第三,要改善外部环境,包括在立法、企业治理等保证对公对私一视同仁,保护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而不只是保护股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才能实现。
        “这还需要很好的平衡,一方面能够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可以使得国有企业能够从容地进行改变,否则,可能会出现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偏离了我们的初衷。关注效率、劳动生产率和竞争、所有制的结构,应该只是我们的一项工具。所有制本身并不能带来竞争,我们不能凭空地创造竞争。”汉斯·保罗·博克纳说。
        “混合的目的是为企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能够培养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认为,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下,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改制之后或者混合之后的持续成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唐桥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考虑八个方面:一是建立明确的经营机制,确定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的范围。二是要本着协约精神建立明确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要充分保障非公有投资的话语权。三是要建立明确的退出机制,投资者不管是否熟悉都可进可退,在规则之下,资本可以自由地进退。四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要从资本的属性角度思考现代企业的管理。五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家,还国有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身份。六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为各种经济成份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投融资环境。七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统一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完善,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所需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八是要建立产权人格化的激励机制。
        雅各布·瓦伦堡从跨国公司的投资人、控股人的经验角度提出了对中国国企改革的看法,“国企改革建立竞争性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国企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缺少公平竞争,已经危害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国企的效率低下也影响到中国政府建立起一个让外国投资者有信心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市场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私营机构进行投资,首先要看投资对象是否遵循市场规则,是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雅各布·瓦伦堡建议,第一,规模大并不意味着企业成功。第二,要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社会和资本市场。第三,采用现代的治理方法注重战略,提高透明度。第四,最终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自由竞争。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恒生银行主席钱果丰则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的成功案例。
        他说,“任何一个企业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可以将公众利益和投资回报两者兼得。比如港铁通过PPP模式参与了北京地铁4号线、杭州地铁1号线、北京地铁14号线的投资和运营管理。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减轻了各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获得了各地政府和市民的认可。”
        徐乐江认为,对处于充分竞争行业里的国有企业,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大趋势下,走混合所有制是大势所趋。但这场改革不是 “光改企业”,更要“改政府”;要实现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一定要比过去更有效,“该到位的要到位,该缺位的要缺位。”
        唐桥强调,“现在已经具备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天时、地利,只需要在人和上再努力一些,再加一把力。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同探索,就一定能够迎来我们国家混合所有制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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