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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经济猜想:稳中有变化 强化硬约束

发布日期:2013-12-20      浏览次数:      字号:[ ]

        据新金融观察报报道,2014年被外界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来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但经济走向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对政策嗅觉灵敏者来说,此刻无疑会将目光聚焦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因为这是年度最高级别的经济工作会议,同时也是来年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稳中有变化
        12月13日,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4天的会期也让本次会议创下近年来最长时间纪录。人们还记得,2011年会期3天,而2012年只有2天。
        在不少学者看来,会期延长显示出会议内容本身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不过与以往相比,“稳中求进”依然是来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民生,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本次会议强调。 
        新金融记者了解到,在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一些学者曾呼吁应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而转向稳健,以此配合稳健货币政策。在他们看来,既有增长模式下,“宽财政”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同时,还会诱发财政风险。
        不过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2014年财政政策的重心还是放在了“稳” 上,即延续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还是其他各项政策,都要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纠结于政策字面上的积极还是稳健实际意义不大。他告诉新金融记者,即便现延续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也不可能再推出诸如4万亿刺激的举措了。
        关于这一点,决策层似乎也有所暗示。面对2014年经济工作,本次会议指出,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看来,对于“合理增长”、“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的强调可能主要基于对此前经济刺激计划的事后反思,认为当时过大的刺激力度带来不得不花较大气力来消化的地方政府高负债、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由此折射出明年不可能进行额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
        强化硬约束 
        产能过剩是个老问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2013年的工作重点。而本次会议又强调,2014年要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会议之前,国务院曾于今年10月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5年努力使得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比如要让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总量与环境承载力、市场需求、资源保障相适应,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产能利用率达到合理水平。
        不过现实情况是,截至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前述《指导意见》直陈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
        中国企业联合会经济学博士冯立果早先曾对新金融记者表示,出于稳定财税基础、保护就业等因素考虑,即使是濒临破产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对其施以信贷、财税等多方面的援手,尽最大可能维持企业生存,延缓了落后产能和劣势企业的正常淘汰。与此同时,执法不力也产生了“惩优奖劣”的后果,“在一些合法合规企业缩减产量,勉强支撑的情况下,一些社会资本还能够一拥而上‘从容’扩大产能”。
        “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也比较复杂。”但唐建伟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政府介入太深,“很多过剩行业都是前几年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至于解决的办法,他表示,应该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而政府只需要搞个负面清单就可,不必过多涉及产业规划。
        从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所释放的信号来看,对于政府与市场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关系也有所明确,“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政府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 
        全口径管理
        与产能过剩问题一样,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在悲观者眼中,地方债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时炸弹”。尽管围绕政府债务风险是否可控,外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债务问题的重视已经显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将防控债务风险列为来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这让外界多少有些意外。“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会议强调。
        不过如果联系此前审计署组织的针对全国性债务所掀起的审计风暴来看,这似乎也有所铺垫。今年6月,审计署曾强调,伴随国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加强和银行对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司信贷投放的从紧,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垫资施工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的现象较为突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此前曾对新金融记者表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就应该给政府划定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职能范围。在他看来,如果职能过于扩大,要做的事情过多,这会导致去借债。与此同时,理清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匹配问题、砍掉不合理开支等也为蒋洪所强调。
        事实上,由于此前各级政府间事权的划分,不仅根据公共品的层次性和行政隶属关系,还采取辅助性的属地原则,这使得事权下移现象比较严重,而“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改革,则因地方财权受限而无法真正实现,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多依赖于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而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
        不过目前,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债务管理制度,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控制、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等管理仍显薄弱。
        开放新格局
        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因此2014年究竟会推出何种具体改革举措引发外界广泛猜测。就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确定无疑的。
        之所以强调新一轮对外开放,唐建伟认为,这一方面因为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正逐渐改变,“如果我们不主动融入,将会被排除在外”。
        中信证券认为,从国际大背景来看,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状态,WTO相关的制度红利行将结束,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PSA等新一轮贸易谈判正逐步展开,而中国对这些新协定也在经历逐步对接的过程,类似于“二次入世 ”。 
        新金融记者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的说法。具体来看,新一轮对外开放主要从三个层面来推进,即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以及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为例,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所延续,“注重制度建设和规则保障,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不少学者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通路上的新疆、甘肃、宁夏和陕西等西部省份都将普遍获益。对外来看,新丝绸之路将打通中亚和我国主要的经济区域。而对内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中国“两横三纵”经济地理布局的重要延伸。
        唐建伟表示,不同于以往更多出口产品,未来更大的看点在于服务输出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不过在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本次经济工作会议还不忘强调,保持传统出口优势,发挥技术和大型成套装备出口对关联行业出口的带动作用,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扩大国内转方式调结构所需设备和技术等进口。
        从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所释放的信号来看,对于政府与市场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关系也有所明确,‘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政府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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