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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减税比基建投资更重要

发布日期:2012-09-26      浏览次数:      字号:[ ]

        结构性减税措施不仅需要落实,其试点范围也需要扩大,减税量限需要提高。如果结构性减税一直停留在“隔靴搔痒”的阶段,那么其不仅难以对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且也难以在未来充当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
        从不久前公布的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多项指标(例如工业增加值、制造业PMI等)较前几个月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呈现低迷状况,屡创历史新低。这不仅加大了实现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的难度,也加大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分析数据低迷的原因发现,出口疲弱和企业去库存因素拖累了经济增速。
        温家宝总理8月下旬赴广东调研,强调千方百计稳外需。虽然上个月的出口增速略有反弹,但扩大外需政策已顶天花板。由于全球经济“小冰期”和国内外贸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也吞噬着外向型企业的利润。这也直接导致了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外企“外迁”的现象。当前外需疲软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稳增长”无法单纯寄希望于扩大外需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基建投资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发改委两天批复60个基建金融项目,其中25条轨道交通项目涉及投资净额达7000亿元。审批力度的加大、审批速度的加快,都显示出政府欲押宝大规模投资来完成全年“稳增长”目标。要知道,近两个月以来,许多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地方版“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的投资,不禁让人联想到2009年的政府投资大扩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短期可以提振经济,但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所以,此轮投资仍面临诸多风险。
        长期以来,我们沉迷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将国民收入的40%到50%用于投资,“投资上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政府投资有望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回暖,但经济、社会、环境等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些部门或地方官员,不顾地方财政实力、不管产能是否过剩,都以稳增长的名义,过度依赖投资,不顾经济风险隐患,以求短暂的政绩。这会造成地方政府投资举动与地方财力的不匹配,还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产生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
        从此轮投资去向来看,项目集中于重大基建、能源、材料、环保、电力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及其与之相关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仍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投资项目并没有涉及急需救火的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的下滑构成了当前经济的最大威胁。所以,项目审批上没能很好地做到“有的放矢”,政府投资恐难抵消制造业投资下滑的影响。
        从项目资金来源来看,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地方向银行的贷款。由于此类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是长期和缓慢的,但很多地方债务却要在短期内兑现,这就不得不一次次用新的短期贷款取代旧的短期贷款,滚动成为一个虚拟的“长期贷款”。这种用短期银行贷款和债券,为长期基建提供资金的融资体系,一旦短期贷款续不上,资金链就会断裂引发债务危机。
        而当前的情况是,地方债、“三角债”和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都在上升。近期,企业债务正严重制约着制造业发展,三部委摸底“三角债”,并发出预警信号。立体式的债务问题不仅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蔓延,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也开始在不同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间发酵,威胁不同行业上下游企业的生存;甚至还有蔓延至金融领域,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截至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已连续三个季度上升。综合式、立体式的债务问题如果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成效值得总结,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逐渐加力。由于欧洲央行同意无限制购买国债方案,加之美国QE3的出台,国内通胀风险随CPI回升而加大,货币政策的空间收窄。“稳增长”重心将向财政政策倾斜,基建投资计划既出,也无可厚非。政府投资没能控制住,是受今年来财政收入超预期、结构性减税尚无总体方案等因素的影响的结果。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1.6%,超出预算增长2.6个百分点。而且全年财政超收的概率很大。
        可惜的是,近年来被一直倡导的结构性减税,尚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仍处于小范围试点和小规模 “零敲碎打”的阶段。政府出台了多项减税措施以扶持中小企业,然而有的地方对于减税措施的落实情况却令人不解。在今年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提高企业税费成为了维持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途径。有的地方减税后,当地税务部门调高了税收定额,税负较原先增加了两倍多。在“结构性减税”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竟出现普遍增加税费的趋势,这令很多城镇小商业主不得不关门停业。
        结构性减税措施不仅需要落实,其试点范围也需要扩大,减税量限需要提高。正在上海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其在上海地域内涉及的减税规模,也仅在100亿元上下,而结构性减税总量至少要以6000亿元作为量限。而仅从过去的税收收入增幅来看,减税空间在一年5000亿—8000亿元之间。如果考虑降低收费基金负担,那么一年减税空间甚至可达到1万亿元。在扩大试点的同时,对结构性减税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以及对结构性减税制度的建设急需跟进。
        另外,由于我国税收的80%以上都来自大中型企业,而结构性减税主要针对的是小微企业,即便将来自小微企业的税全部免掉,它对中国税收所形成的冲击也很小。如果结构性减税一直停留在“隔靴搔痒”的阶段,那么其不仅难以对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且也难以在未来充当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所以,在宏观调控措施有限、政策红利消耗殆尽的前提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扩大政府投资,也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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